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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则是指在特定时空里，由于人类的技术或认知能力都在预防风险方面存在一定局限，因此需要立法者通过价值判断决定暂时容忍某类风险，并加以动态调整。

如同上文所述，不同版本公平信息实践的相同之处在于对个体进行信息赋权和对个人信息的控制者（信息收集者与处理者）施加责任[21]。但通过对公平信息实践的基本原理进行反思，可以发现过度强化个体信息赋权并不能有效保护公民个体的相关权益，某些施加于个人信息控制者的责任也并不合理。

总结而言，1973年关于个人数据自动系统的建议小组和1977年隐私保护学习委员会所提供的两个版本的公平信息实践大致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框架与原则。ii．如果收费的话，不超过合理费用。对于进入公共领域的信息和涉及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公民个体的访问权、纠正权与删除权将受到相关限制[49]。（5）选择：在合适的情形下，应当为个人提供一种清晰、显著、容易理解、容易访问和可承担的机制，使得个人能够选择对所涉及的个人信息进行收集、使用和披露。（3）收集限定性：个人信息的收集应当限定于和收集目的相关的信息，此类信息应当通过合法和公平的方式获取，而且在合适的情况下应当告知个人或获取个人的同意。

在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实施后，很多网站都以弹框的形式来公告各自的隐私公告，以此来获取个体的同意。在这种基于风险预防与避免伤害的指引下，数据使用者与公民个体都能得到最大的利益保护：数据的使用者将无须再取得个人的明确同意，就可以对个人数据进行二次利用。同时，地方各级党委按照《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的规定，对本地区重大问题作出决策。

[iii]张恒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4-17页。[xxvi] [2015]亭行初字第00109号行政判决书。这样的党政权力配置格局，是执政党长期依赖并着力予以加强的执政模式。尽管党政合署（并）后新组建的组织是可以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但该组织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只有依行政职权而实施的行为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以党的职权为基础的行为则不可诉，否则将有违行政诉讼的基本原理和制度。

所以，从党务、政务的角度入手无法准确区分行政过程中的党、政两种角色和两种功能。按照这样的角色分工，即使在中国的某些领域，党政机构以合设、合署的方式融合到了一起，我们仍然可以从实质功能的角度，将其中党、政两种角色分工区别开来。

即行政问责所问之责是政治责任而非法律责任。这些立法在形式上是国法，实质上同时也发挥着党规功能，可以看作是国法效力向党内的反向外溢。[xlvi]之所以说是反向外溢，是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讨论的都是党规效力外溢，其合法性是需要讨论的。[xi]参见章剑生：《反思与超越：中国行政主体理论批判》，《北方法学》2008年第6期，第68-76页。

自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以来，法学界围绕党规和国法之间的关系已经展开广泛的研究，但现有的讨论基本还是在党规管党与国法治国的前提下展开的。这是因为，诸多党政融合机构的权力行使过程并不需要时时借助政的名义，通常只是在对外产生法律效果的权力末端才会展现出政的外观。至于其在行政过程中的政治决策活动，则属党规调整的范畴。对于到底应当站在何种立场、通过何种路径来回应这一挑战，可能是在当前学界必须直面并予以积极回应的重大问题

由此，宪法上的平等权规范需要在国家对不同群体进行风险分配的过程中发挥合宪性审查的功能，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对基本权利的动态保护。对于预防行为，第一个要件在法律上比较容易查明，但第二个要件中什么是预防的急迫性程度则难以从法律上直接进行判断和阐明。

但此种风险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蕴含着平台经济的巨大效益，因而立法者也不得不容忍该风险一定程度的存在。不同的风险领域具有各自不同的技术标准和专业知识，法律系统不可能完全通晓这些技术和知识，由此预防本质上是一个向社会学习的过程，必须不断保持信息沟通的开放。

（4）对于经济领域的风险，宪法的主要规范手段是保障和监管。4. 风险预防义务的完善—发展—容忍规范体系 宪法上剩余风险的存在，意味着国家必须在理性和认知能力有限的时候，坚持在平等分配的前提下容忍相应的风险。此类风险预防偏重通过主观评价与分析，运用系统思维来促进不同领域的协同发展。（二）贝克的风险社会学 卢曼对风险的认识坚持价值无涉的描述社会学方法，贝克对风险社会的理解则建立在特定的社会批判理论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剩余风险有3种法律上的类型：（1）风险超出了人类的认知，（2）可根据常识排除某种风险，（3）风险潜在的危害或实现的概率存在不确定性。不同社会系统在信息上必须保持开放，通过信息公开和交流与其他系统保持互相理解与合作，从而才能降低由于信息封闭带来的决策失误风险。

在一个既定社会环境中，对于预防手段能否实现安全的立法目标，审查主体主要依靠逻辑、经验、价值和科学知识做出判断。第四，客体要件：证明什么？对于预防手段来说，这里的关键在于手段与目的具有关联性应该在哪个时间点来判断，是以法律制定的时点还是以合宪性审查的时点为标准？预防手段能否有效往往取决于特定时期的认知和技术水平，所以会出现立法时与合宪性审查时预防手段效果不一致的情况，而传统学说认为应该以合宪性审查时的判断为依据，但这种学说适用于审查预防行为时显然又过于机械，违背预防行为内含的变动必要性与反思合理性。

第二，该手段是否对基本权利构成更小程度的限制。例如，《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但什么是相适应需要尊重立法者的形成余地。

例如，在涉及人民生命健康权的食品领域，对于宪法重点保护的特殊基本权利主体——儿童和老人，法律就提供了更加严格的预防，如《食品安全法》第109条规定，食品安全年度监督管理计划应当将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作为监督管理的重点。三、预防义务在宪法教义学上的确立及展开 预防的现代含义是指对某种社会趋势的抗拒和防备。

《宪法》第7条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正是要求我们统筹兼顾不同所有制经济，这也是降低现阶段经济下行压力与预防风险的重要顶层设计，任何走极端、孤注一掷的做法都会出现颠覆性错误。例如，《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对于预防手段是否构成最小限制，有两个基本判断标准：第一，是否存在一个同样能够完成立法目的的手段。但即便存在这三种情况，风险的潜在收益也值得立法者追求，而当未来解决了相应认知与技术问题后，人们能够接受当初的承受与付出。

合宪性审查机构尤其需要尊重立法者的相关裁量权。从系统论的非个体主义视角看，要全面理解预防的宪法规范根据，还必须兼顾预防的客观功能和整体效益面向。

德国联邦政府1990-1992年的环境政策报告第一次将危险阻止风险预防和未来预警作为预防原则的三要素。对于此种事实证据审查到何种程度，审查机关拥有一定的裁量空间。

危险则可以通过化学公式、生物技术和医学诊断直接感知与判断。《食品安全法》第42条要求相关主体按照环节与流程来明确风险点。

与卢曼的认识一样，贝克也认为风险来自人类社会自身，是工业文明不断征服自然、形成人化的自然所带来的后果。例如，建立在大数据分析基础上的信息披露固然是一种影响市场主体行为选择的重要手段，但信息披露也有可能导致相关主体隐私、名誉等人格权的损害，从而需要更加谨慎合理地进行利益衡量，确定一个信息披露范围与程度的最佳方案。结合学理和我国宪法文本，这些裁量基准应包括五项要素：（1）风险领域的特征。在某些风险领域，宪法重在协调。

《宪法》第5条规定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和第33条规定的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正是此种风险分配规则的根本依据。这些条款充分说明，制宪者意识到法律被违反以及法律所保护的个人、社会和国家利益被侵犯，是该领域最大的风险。

前者如预防公共传播疾病的强制接种和预防公共交通风险的强制交通保险，后者如预防市场风险过程中经常使用的企业信用信息记录。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第一卡尔卡案中扼要阐述了风险预防义务明确性的3个标准：1968年的《德国技术生产工具法》提出普遍肯认的技术标准，要求预防的程度必须符合学术界的技术通说，但科技通说变动很快，使得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始终必须在不断冲击的科技发展之后苦苦追赶。

六、结   语 在当今风险社会，风险世界观的建立已经成为现代性的宿命。由此，风险具有自然和人为的双重来源。